電廠煙氣二氧化硫控制水平的比較除了從排放標準的寬嚴、脫硫裝機占總裝機的比例、每千瓦時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以外，國土面積大小、能源結構、煤電裝機、煤的含硫量等也是可比因素。從排放標準的世界比較來看，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標準基本持平；其它方面，我國與美國具一定的可比性。據美國能源署的數據，美國電力工業二氧化硫排放2000年為1130萬噸（全國約1480萬噸），2005年為1034萬噸。美國脫硫機組的比例在2006年大致為30％，我國為33％，到2010年我國的脫硫機組將到60％以上，大大超過美國。我國每千瓦時電量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目前也基本與美國持平。相對美國的經濟實力，我國電力工業的二氧化硫標準氣控制水平應當是較高的。美國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濃度要比我國低得多，進一步說明了我國非電力工業的二氧化硫控制將成為今后的關鍵。

　　火電機組是否一定要脫硫，脫硫效率是否一定要高

　　從管理上看，煙氣脫硫只是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量的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脫硫效率是滿足排放要求前提下并受煤質、煤量等參數影響的動態運行值。是否裝設煙氣脫硫裝置，脫硫效率多高，應該是企業根據法規要求來確定，而不應是由政府硬行規定。另外，從宏觀上看，與溫室氣體影響的全球性范圍不同，二氧化硫對大氣環境質量的影響是局部性的（10多千米范圍內）。因此，簡單提出一個全國性的二氧化硫環境容量概念是不科學的，如果非要給出一個全國環境容量數值的話，也只應是在不同限定條件下（如排放源布局、特定的地形和氣象條件）并考慮了地區間污染物的互相傳輸后不同地區環境容量的相加值，而不是先確定全國總量再分解到各地。因此，對于二氧化硫的控制不應是全國電廠一刀切的都要脫硫。事實上我國法定的二氧化硫控制要求中與絕大多數國家一樣，并沒有提出所有機組非要建設脫硫裝置，而是提出電廠二氧化硫排放濃度限值和電廠年排放總量限值等要求。但在現行的一些文件中、審批要求中和一些領導講話中卻存在一刀切要求脫硫的情況。由于脫硫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采用典型濕法對低硫煤機組脫硫，廠用電率增加約1個百分點）和社會資源，對于滿足了環境質量要求的特低硫煤電廠，或者不脫硫也能達到排放要求的電廠硬性上脫硫裝置，從環境、資源節約和經濟上綜合來看是得不償失的。

　　回答是否定的。我國排污收費制度設計的邏輯起點是為了治理才收費，收費也要用于治理，所以才有收費標準要提高到治理成本之說。也就是說，只有不治理時，收費是合邏輯的。但是，當電力二氧化硫排放得到治理，滿足了法規的要求后還需排放的少量二氧化硫仍然按照未治理時的成本收費，這就產生了邏輯悖論。從微觀上講，電廠對于達標排放后排放的二氧化硫繼續治理的話，其成本遠遠大于達標排放前的治理成本，提高到治理成本的排污費仍然起不到促進治理的作用；從宏觀上看，如當2010年電力二氧化硫排放全部達標和達到總量控制要求后，電力行業仍然要繳納高達100億元的排污費，這些巨額資金因為已經沒有二氧化硫治理需求也將無法使用。如果將這些資金用于別的行業的二氧化硫治理，一是從邏輯講是不可能的，因為別的企業也是按照高于治理成本的原則收費的，企業應當采取治理措施；二是也違反誰污染誰治理的公平原則。

　　事實上即使是煤電廠比例相對較高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通過對火電廠二氧化硫收費來促進治理的政策，而我國現有火電廠安裝脫硫裝置的最大動力并不是排污收費而是脫硫電價政策的引導。因此，排污收費應當改革為超標加大處罰，使其違法成本大大高于守法成本，而不超標的應當不收，或者象征性收取。

　　一是加強法制化管理，清理、整頓、完善現行的二氧化硫控制法規、政策文件，使二氧化硫控制在法規的軌道中進行，以促進企業依法減排和政府依法監督。二是在加強環保監督的同時，要保障脫硫電價的及時足額到位，并加快出臺考慮了環境成本的電價形成機制。三是摸清在近幾年呈爆炸式發展的煙氣脫硫建設中，由于經驗不足和惡性低價競爭等情況帶來的脫硫設備質量不過關的問題，開展提高脫硫裝置可靠性的研究，制訂相應的技術規定，為依法行政和技術監督提供技術依據。四是加快推進二氧化硫的排污權交易，出臺排污交易實施辦法，促進節約減排和經濟減排。五是加快促進將二氧化硫變廢為寶的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資源節約型脫硫產業化的發展。六是真正做到以環境要求為目標（而不是以行政要求為目標），以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為約束，修訂排放標準，并逐步做到科學分配各行各業在內的二氧化硫總量指標，以減少鞭打快牛、一刀切或多花錢辦少事的情況發生。七是將污染治理的選擇權和企業減排的管理權真正交給企業，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八是加強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的作用。（作者系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副秘書長兼行業發展與環境資源部主任）